保险强制执行的问题，随者《保险法》修正草案进入立法院，再次引起关注。虽然各版本已有大概方向，但歧异与问题仍然不少。

对於豁免额度，颇多认为过低，无法反应现代社会对保险的需求，应该再行拉高。有的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有的债权人也是弱势，没有牺牲他们的道理。

平心而论，我们应该理性寻找解决方式。

首先，极端案例一定都有。有偏乡弱势的民众，家人生病，家境不佳，自己生病之际，被执行后失去所有保险。很多案件与疫情的纾困借款有关。也有太多数额不高的保险被执行，导致法院案件爆量，大量司法人员离职。若非保险强制执行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，也不会有这么多讨论。

第二，立法应以通案为准。据统计，在近期相关案件中，九成债权人是资产管理公司或银行，自然人仅占约一成。这是债权人债务人地位显著落差的明证。资产管理公司常以低价取得不良债权，再来强制执行，这些案件才是多数。如同民间借贷、双卡风暴，到近年受关注的先买后付（BNPL），都是民众同意，但仍造成社会问题。基本保险豁免执行，可以提供这些人基本保障，提升对抗法人机构的能力，维持社会正义与安定。

第三，可以藏钱的方式很多。开公司，设立信托，把钱转到海外，泛滥的借名登记与人头户，都是常见的躲债方法。用人头来借名投保，当然会使责任财产辨认更困难。先投保再利用豁免来躲债，不是不可能，但能躲得比较少，解约金可能打折，也不会比较方便。

第四，额度应务实，无庸受限於强制执行法。常有认为保险也是强执法的必要生活费用，故应与该法第122条连结。问题是本条最近修正为2018年5月29日，在大法庭裁定之前。当时多数法院本来就认为寿险不得强制执行。所以，当时不得执行的必要生活费用本来就不大会考虑保险需求。司法院也认可保险豁免就是特别法考量，不必拘泥於既有框架。

具体额度是立法政策，但也可从完全失能所致费用与丧葬费用来思考。寿险多有完全失能给付，小额终老保险也是。被保险人既完全失能又还没真死，此时就能给他基本照顾，减轻无辜家属负担。一般民间丧葬费用约20～30万，即使这额度寿险豁免执行，不过就是让家属能处理后事而已，不至於是横财。

第五，债权人也能被兼顾。个人一向主张「原则（基础）保险豁免，例外（超额）保险执行」的架构。让基本额度保险不必执行，此外的再执行。但如果债务人没有保护必要，或债权人更可悯时，就可突破豁免，仍允许执行。例如犯罪被害、扶养费、夫妻财产分割、故意侵权等，债权人可能就比债务人更值得保护。美国法与我国强执法第122条第5项早有类似概念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放心提高豁免额度，只要对特定债权或情形，增订法院如认有失公平者，则不受豁免限制即可。

在这样的架构下，多数的通案可以享受基本豁免，有助弱势债务人对抗大公司，维持社会公平与安定；且可从源头减少法院案量，改善积案沉疴，促进司法效率。少数的可悯案件类型，仍可回归法院审查，足以维持个案正义。